中国经济时报：中国核电亟须加快监管体系及能力建设

网站优化这些误区一定要避免 百害而无一利

发布时间：2025-04-05 17:11:51编辑：不拘小节网浏览（69）

它的组成包括下列几个部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1952年增设国家计划委员会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国家的风险保护义务涉及自由与安全的冲突，为了保护可能受风险不利影响的公民基本权利，有可能会限制从事风险活动的人员的职业自由、营业自由、学术自由及财产权等自由权，这属于基本权利冲突，需要通过立法加以妥当的衡量[63]。资源分配对给付行政有着基础性作用。



在给付行政的法律制度和政策设计中，面对因性别、民族、阶层、城乡、贫富、身心状况等先天、后天差异导致的社会、经济资源上事实的不平等，应努力削减乃至消除事实上不平等的状态，让每个人能在立足点相同的基础上，有平等地参与社会、发展自我的权利[48]。在不同的学术语境下，将选定的此种风险水平称为剩余风险（Restrisiko）、可接受风险（Acceptable Risks）和可忽略风险（De Minimis Risk）。[86]参见[日]原田大树《行政法总论与参照领域理论》，林美凤译，《公法研究》第18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48页。文章来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66]宋华琳《政府规制改革的成因与动力——以晚近中国药品安全规制为中心的观察》，《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

[80]宋华琳、李鸻、田宗旭《中国化妆品监管治理体系的制度改革》，《财经法学》2015年第3期。[10]参见朱新力、唐明良《行政法总论与各论的分与合》，《当代法学》2011年第1期。伯勒（Glen V. Borre）早在1961年便试图给出故意内容的判断标准。

因此，理解有责性首先要从法律责任的概念说起。由于一般经验法则是人们从社会生活或者法律生活中所体验、感知的一类事实，这类事实构成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经过长期的反复验证，代表着一种类型事物发展的通常趋势或大致规律，它是以事实的盖然性作为其内容，由此而形成的规则，其本身自无证明的必要。当下，行政处罚性法律规范所要保护的并不仅限于行政机关的利益，而是一个包括公民个人法益、社会和国家法益在内的利益综合体。法益侵害程度的大小，是一种客观事实，它既不能从主观上加以衡量，也不能以此推断主观过错的有无或大小。

如果其遭到质疑，仍然需要进一步证明。譬如，凯尔森曾说：此概念（不法）之关键既非立法者之动机，也非为立法权威所厌之社会情势，确切地说，即社会危害性，不法行为之真正实施者与该行为后果之责任者之间乃存在事实或法律上之同一性。



国家赔偿由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履行赔偿义务。与侵权法类似，由于原始社会没有获得个体意识的解放，氏族观念的复仇本能，使得法律的制定和适用带有浓厚的团体主义和报复主义色彩。譬如，在哥廷根举行的马克斯·普朗克协会（Max-Planck-Gsellschaft）成立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脑科学家沃尔夫·辛格（Wolf Singer）也做了类似的报告。[60][德]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该理论认为，所谓刑事责任，不包括以意思决定自由为前提的‘谴责因素在内，责任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再次犯罪的大小……承担社会责任的人并不一定是具有自由意思的人，即便是精神病人或者幼年人，对社会有危险的话，也要被精神病院以及教养院强制收容，隔离改造。四、法律责任的双元结构与《行政处罚法》责任条款的补充 从客观转向主观，在行政处罚中适用主观归责原则，必须面对的一个诘问是：按照自然法的理解，主观过错是个人的、情感的，甚至是多变的，行政机关何以能够确定一个人具有主观过错呢？其评价方案能够做到公平公正吗？ 回答这一问题仍然需要在道义责任论与社会责任论中选择一个合适的理论基础，从而找到确定主观过错的基本标准。[60] 第二，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并不一定就没有违反自然义务。因此，有责性评价理应被具化为责任条款，写入到《行政处罚法》之中，以遵循不是损害而是过错使侵害者负有赔偿义务的责任主义训诫。

[18]翟羽艳、张铁微：《客观责任探究》，载《学术交流》1998年第5期，第81页。在现行法律文本中，对于违法行政的责任判断，立法者接受了学界的研讨成果，并通过修法方式，果断地放弃了单一的客观归责立场。



因而，对禁止恶的非难，便不能要求相对人具有主观过错，而只能采取客观归责原则。譬如，刑法学上所说的心理责任论（Psychologische Schuldbegrif）[94]或意思责任论等主张，便是道义责任论的重要内容。

从字面上来看，这一曾被认为是应当给予行政处罚总标准的立法文本，[44]是以客观行为为评价标准的，并不包括主观上的任何字眼。参见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18页。社会责任论这一忽略行为内在动机、目的、认知能力等因素的归责立场，难免使法律责任的归结失去其合理限度，[101]因此，它需要被主观化。从我们的观察结果来看，这并不尽然。比对符合之后的次序判断是违法性判断，即要确定符合法律规范所描述的客观行为，是否侵犯了行政法益。[47]在行政处罚中，过错的意义没有民法、刑法那样明显，作为一项规则原则，过错责任不应成为行政处罚归责原则。

[105]毕玉谦：《论经验法则在司法上的功能与应用》，载《证据科学》2011年第2期，第133页。故意与过失的判断也不具有普遍的、客观的参考标准，而是按照行为人的个别情况，予以差别化的对待。

现下，它在归责原则上形成了主观归责和客观归责并立的局面，这是一种双元归责模式。相反，人们往往会根据不同的良心认识，做出刑法规范上认为是犯罪行为，行为人却不认为是违背良心的行为。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行政处罚中，违法就是有责，违反了法律就是具有责任的，行为的归责性，与违法是等同的，行为人一旦违法，损害了公共利益或者其他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就足以表明其主观上有过错。在域外行政处罚法上，要求对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实行主观归责，早已是一项共识，并且行之久矣。

[9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8-119页。[41]（2）违法原则混淆了违法性与有责性。可见，我国台湾地区奉行的也是主观归责的标准，只不过其是同时以故意或过失为原则的，而不是德国法上的只以处罚故意为原则。实际上，将违法性理解为对道德义务的违背，在刑法学中备受批评，因为其可能出现采用法律强制道德的问题。

因此，应凭借此次《行政处罚法》修改契机，吸纳责任主义精神，丰富《行政处罚法》中的责任条款，建构主客观相统一的行政处罚归责体系。第一，奥地利《行政罚法》第5条。

[17]在人类文明低下的时代，人们的认识能力无法将责任与人行为时的心理状态联系起来，实行‘有损害即有责任的加害原则是历史的选择。因此，新派学者毫不客气地指责说：自然法学派的道义责任论是个人主义时代的观念，以主观道德和法律的一元论为基础的‘过错责任原则已经成为不合时宜的历史陈迹，[29]人不具有向善避恶的自由意思……那种认为犯罪是具有意思自由的人基于其自由的判断而实施的观点简直是热昏的胡话，所谓‘自由意思不过是主观的幻影。

（1）一般的经验法则与责任条件的判断。[112]林三钦：《行政处罚案件故意过失举证责任之探讨——以行政裁罚程序为中心》，载《台湾法学杂志》2009年第138期，第137页。

由于行政侵权最后也会涉及国家行为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国家赔偿）。因此，对于行政违法而言，当然只能采用客观归责的标准。但是，现代科学证据恰恰表明，绝对的自由意志并不存在，甚至连意志究竟是否是自由的，都没有定论。[105]经验法则是社会日常经验法则的一个必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其特殊性表现在法官常常根据自身的学识、亲身生活体验或被公众所普遍认识与接受的那些公理经验作为法律逻辑的一种推理模式。

这是1960年国际特赦组织创造的术语，是指没有做出犯罪行为的囚犯，他们往往是因种族、宗教、肤色、语言、性取向、以及信仰等问题而被拘禁，并没有做出暴力行为，[75]其通常也被称为殉道者。但是，陈某并不知道擅自打开飞机应急舱门的后果是什么，更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

无过错，无责任是这一立场的金科玉律，其整个评价过程都以主观归责为中心，奉行的是另一种责任归属逻辑——道义责任。1950年的《行政罚法》第5条有两个有关主观归责方面的规定：（1）如行政法规无关责任要件之特别规定时，过失行为已足为处罚之理由，仅属违反禁止命令或作为命令之行为，而无须以引起损害或危险作为违反行政义务行为之构成要件者，行政法规虽无责任要件之规定，同时行为人对于行政法规之遵守亦不能提出免除遵守义务之反证者亦可予以处罚。

[7]参见熊樟林：《判断行政处罚责任能力的基本规则》，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第126-132页。从行为人来看，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有责性不是行为人自由意志的选择，而是行为人具有危险性格的表露，这往往又被称为性格责任论。